山區縣如何念好“強村經”?去九宮格時租——浙江浦江以黨建引領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啟示_中國網


中國六成以上是山區,因資源渙散、位置偏僻、村莊空心等諸多限制,地形上的高地往往成為經濟上的低谷,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難點所在。浙江“七山一水兩分田”,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大背景下,之前將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“山區26縣”作為試驗田,以期為全國蹚路。

浙江中部的浦江縣,前些年隨著周邊地區的崛起,有被趕超之勢。一頭是縣域產業層次不高,缺乏強有力的引擎帶動;另一頭,盡管同屬山區,卻又不在政策傾斜的山區縣之列,浦江被稱為“夾心縣”。2016年,記者到訪該縣,聽聞村集體經營性收入不足5萬元的行政村占比達76.8%,且有1/3的村屬于省定的集體經濟薄弱村。

近日,當記者再度造訪,浦江已令人刮目相看:2017年至2023年的7年間,全縣行政村經營性收入翻了近5倍,2023年,經營性收入超過50萬元的村占比達90.3%。

浦江何以?浦江何為?帶著疑問,記者展開深度調研,以期覓得可鑒可學的經驗。

經驗一:黨建引領“脫虛向實”,將“消薄”工作列入基層黨建重要考核

浦江縣委九宮格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駱安與壯大集體經濟工作打交道,已有10個年頭。在他看來,浦江的薄弱癥結有二:一是薄在資源,弱在能力——前些年,美麗鄉村建設大多偏向于古村落和景區村,資質平平的薄弱村很難享受同等利好,小打小鬧的資金投入,又很難奏效;二是弱在經濟,薄在人心——空心化的村莊迫切需要新要素,而投資客與農民直接打交道,各種矛盾又很突出。

面對集體經濟提質增效的“軍令狀”,2017年初,浦江掀起了一場“解放思想”大討論,最終形成兩個觀點:首先是公平意識,再平凡的村莊,也該享受平等發展的機遇;其次是市場意識,再偏遠的鄉鎮,也要具備搏擊市場的豪情。

彼時,縱觀全省,抓集體經濟絕大多數由農業部門牽頭,浦江獨辟蹊徑,成立由組織部門直接掛帥的實體化工作專班,向激發村級主體發力,為全域深化黨建聯建助力。通過建章立制,浦江使黨建聯建落到實處:將“消薄”工作列入基層黨建的重中之重,并構建起了縣鄉村三級責任體系——縣委書記帶頭謀劃指導,鄉鎮書記通盤規劃聚力攻堅,村書記“絞盡腦汁”強力落實。

在一些地方,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成為“老大難”,有不少是因為鄉鎮一級缺位,村級單打獨斗難成氣候,鄉鎮有能力統籌卻無抓手。浦江則是體系化推進:通過掛圖作戰比拼,年初明確鎮村發展任務,每月有例會,遇到堵點就開協調會,月末年末還有考核機制,狠抓實效。

浦江縣委常委、組織部部長章勝輝認為,正是充分發揮了鄉鎮一級連縣帶村的節點作用,浦江的縣鄉村三級得以形成牢固的戰斗堡壘,“特別是進入新發展階段,要認識到抓黨建促鄉村振興是夯實黨的執政基礎的必然要求。當組織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,共同富裕的思想自覺也就形成了。”

經驗二:多元探索“統分結合”,使各個主體既發揮各自優勢又兼顧效率與效益

在浦江,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,已觸及生產關系的調整,努力通過模式創新,進一步完善雙層經營體系,改變長期以來“分得徹底、統得不夠”的共性問題,既強基固本,又彼此共贏。

如純山區鄉鎮杭坪,探索出“三分六統”模式。簡言之,就是實行小農戶分戶管理、采摘、結算,大主體統一品種、育苗、栽培、藥肥、品牌、銷售。“新農人”薛勇起初單干,后來成立“舞花者”共富工坊,得以迅速崛起,從1個村擴至4個村,繼而線上線下同步銷售,產值邁過千萬元大關,成了名副其實的致富帶頭人。

在杭坪鎮鎮長張斌看來,“三分六統”的好處在于發揮各自優勢,龍頭企業真正領頭,解決一家一戶干不了,或者干起來不經濟的環節,再帶動一批“新農人”和種養農戶,又兼顧效率與效益。如今,該鎮15家龍頭企業帶動1200余農戶,去年農民人均收入達4.5萬余元,遠超全縣平均水平。

無獨有偶,前吳鄉的“三營模式”,即集體運營、群眾共營、干部扎營,也是“統分結合”的一種嘗試。土地流轉后,由村集體統一管理,在省農業科學院等有關專家的指導下,該鄉墎山村的50畝“拉飛南瓜”基地拔地而起,產值超50萬元。眼下,以吳萊狀元面、狀元紅茶、吳溪大米等為代表的“吳溪十品”脫穎而出,形成了“一村一品”格局。去年,全鄉有5個村集體經營性收入突破100萬元。

浦江縣農業農村局黨委委員黃向明認為,“統分結合”的實質是將村集體、村干部、村民牢牢綁定,解決了制約山區農業發展的三大關鍵問題:群眾充分參與生產和監督,積極性被極大調動,解決了誰來種地的問題;通過統一管理,土地化零為整、地力由弱變強,再加上打品牌提高溢價能力,解決了效益問題;黨員干部躬身入局,化身管理員、技術員、銷售員、勤務員,做好技術和市場等服務,解決了銷路問題。

經驗三:打破區域“五重抱團”,進一步優化要素資源配置,形成聚變效應共享會議室

如果說,“統分結合”是內部生產關系的再調整,那么浦江更大范圍、更深層次的“五重抱團”,則是打破行政區域,進一步優化配置要素資源,使發展戰斗力實現聚變效應。

何為“五重抱團”?

——整鎮抱團,通過成立鄉鎮“強村公司”,對域內各類閑置資源整合打包,建設市場、停車場、加油站等項目,各村通過分紅獲取收益。2023年,全縣15個鄉鎮公司給155個村分紅1729萬元。

——聯村抱團,按照地域毗鄰、產業相近、強弱幫帶等原則,推動村級之間共引項目、共享福利,全縣累計落地聯村抱團項目318個。

——跨鎮抱團,將全縣15個鄉鎮(街道)串聯,全域打造“浦陽江潮”“仙華同秀”“壺源江水”“江南興業”4條共富黨建示范帶。

——全縣抱團,成立縣級“農投公司”,在政府投資建設的農村飲水、小型灌溉、垃圾處理、標準廠房等項目中,為村級集體收入提供讓利渠道。

——跨縣抱團,實施“百鎮攻堅強基”行動,組織7個山區鄉鎮與發達地區街道結對共建,促進產業發展、打造共富品牌。

又為何要“五重抱團”?浦江的考量是:由于山區鄉村底子薄、資源少、勞動力匱乏,加之位置家教場地偏僻,即便有好的農產品,也難以賣出好價錢,且往往受制于生態保護區等限制,難以發展工業。只能摸清家底后,從單打獨斗走向抱團協作。

地處西部山區的花橋鄉,將11個行政村分為農旅、經濟林、農業產業、義烏大棗4個大類,分別簽訂聯村發展協議。這些年,里黃宅小香薯、光明蜜蜂養殖、長畈掃帚、林塢口覆盆子……一眾產業項目在抱團中生發,形成了“村村能造血”的發展格局。

全縣抱團和跨縣抱團,解決的是項目由弱向強、由有向優的問題。項目建設中,基礎設施投入不小,村鎮兩級難以承擔,但全縣兜底后,就有了底氣。后者的跨縣抱團,則將山區產品與平原市場相連,像杭坪鎮與金華開發區三江街道攜手打造“共富市集”,產銷貫通,自然共富無憂。

經驗四:瞄準關鍵“抓準線頭”,引育一支有想法、有辦法、有激情的“新農人”帶富隊伍

鄉村振興,人才是關鍵。共同富裕千條線,浦江將組織振興作為線頭來抓,以“基層黨組織必須建強,黨員隊伍必須過硬”為準則,引育一批干事創業的帶富隊伍。

憶往昔,鄭宅鎮寺后村黨支部書記蔡東鋒感慨萬分:“曾經,吃水難、出行難、臟亂差,集體賬上沒有錢,荒地復墾沒有人。黨員帶頭,干群齊上陣,發動42戶農戶,將30余畝閑置土地‘半租半送’給村里種植洛神花,實現了產業‘無中生有’。”如今,寺后村與山區5個鄉鎮簽約成立洛神花共富工坊,把荒坡地改造成畝均6000元收入的“聚寶盆”,背后帶動300多農戶,增收200余萬元。

“越是抓村集體經濟,黨員干部想干事促發展的干勁越大、動能越足、形象越佳,老百姓對黨員干部的支持率越高、稱贊時租空間聲越多。”這既是浦江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王東暉的感慨,也是組織振興凝聚鄉村振興強大力量的真實寫照。如今,村黨組織書記、“新農人”、致富帶頭人等得以聚集,形成了一支深深扎根土地的人才隊伍。

在浦江,不光挖掘本土人才隊伍,也重干事創業環境的營造,以破解鄉村人才引不進、留不住等難題。像虞宅鄉就打出一套“組合拳”:梳理土地、房屋等閑置資源,為各類項目、人才入駐提供空間;定期舉行農旅企業發展例會、鄉村運營官培訓活動等,構筑交流平臺,濃厚創業氛圍;吸納“新農人”參與村莊議事,給予他們榮譽和舞臺,以增強歸屬感和認同感。

如今,浦江大地不僅有一群有想法、有辦法、有激情,一心帶著村民致富的“種花書記”“養牛書記”,還有一批活躍在田間地頭的蔬菜產業帶頭人和知名“土專家”,更吸引來了“廿玖間里”創始人陳青松、“村尚村宿”創始人滑雪松等一幫創客,在這里生根發芽,繼而人才涌動,生機勃勃。

經驗五:產業轉型“整縣統籌”,打造組織共建機制,牽引各類要素整合運用

浦江因境內的浦陽江而得名,但由于此前“野蠻生長”的水晶產業,產值數十億元的富民背后,卻帶來了“尾大不掉”的河流污染難題。2013年,浦江打響了全省“五水共治”(治污水、防洪水、排教學澇水、保供水、抓節水)第一槍,水更清了,村落也更宜居了。可美麗環境如何轉化為發展紅利,續寫美麗鄉村建設下半篇文章?

浦江的邏輯是,以產業振興為導向,實行黨建聯建,通過縣域統籌,使原先自發、松散的抱團升級為緊密、全域的組團,以組織共建牽引黨建、人才、土地、資源等各類要素的整合運用。黃宅鎮借助百鎮共建,與前吳鄉結對后,通過產業延伸、主體共育等多種形式,推動兩地農文旅、農村電商、來料加工等業態發展漸入佳境。

另一重要導向為縣域統籌:遵從市場導向,浦江全面排摸閑置資源,推動組合優化、整體包裝,才能精準對接市場需求,既避免同質化,又增強吸引力。如鄉村旅游熱潮之下,大畈鄉、虞宅鄉、杭坪鎮3個鄉鎮,在“壺源山水”黨建聯建機制的引領下聚會,抱團合作的基礎上,又展現各自所長,推出旅游套票后,游客紛至沓來。

經過實踐,縣域統籌的好處顯而易見:進取有力、退讓有益,不僅加強了利益聯結,又重塑了生態與業態的關系。尤其在金華市委組織部推動的“百鎮共建強基”行動中,通過與義烏、金華開發區等結對共建,浦江一批水源保護區內的山區鄉鎮發展困境得以開始破題,又充分發揮出發達地區的政策、資金、市場等優勢,從而打通了一條條“兩山”轉化渠道,走出了具有山區特色的“共富路”,也念響了新時代里的“強村經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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